劉偉

《沫沫集》是沈從文先生于1930年完成，1934年由大東書局出版的一部文學評論集。這本書采用繁體字印刷，需從右向左、從上到下閱讀。這種排版方式讓初讀者頗感不習慣，偶爾碰到難識的字，還要根據上下文揣摩。

相比沈從文先生其他廣為人知的作品，如《邊城》《長河》《月下小景》等小說，《從文自傳》《湘行散記》《湘西》等散文集，以及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《花花朵朵壇壇罐罐》《龍鳳藝術》等學術著作，《沫沫集》顯得格外冷門，鮮有人知。然而，正是這本書讓人看到沈從文先生的另一面——他不僅是位杰出的文學家、文物學家和書法家，更是個深刻的批評家。通過查閱《沈從文年表簡編》，我們發現在創作《沫沫集》之前，他已著手編寫《中國小說史講義》《新文學研究》等教材，跨入了文學批評這個全新的領域。

《沫沫集》收錄有沈從文對魯迅、廢名、許地山、施蟄存、朱湘、焦菊隱、劉半農、周作人、俞平伯等多位同時代作家的評論文章，也有《〈阿黑小史〉序》《〈輪盤〉序》《〈沉〉序》及《我的二哥》等介紹自身經歷及家世的文章。這本書雖未引起廣泛關注，但獨特視角、見解深刻，使其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。作者在《沫沫集》中重點強調文學的獨立性、批判性，對當時創作產生的諸多問題進行深入剖析，反對將文學淪為政治或商業的附庸。這種觀點顯得尤為超前，體現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。

正因為如此，《沫沫集》里的文章頗具鮮明個性。譬如，作者借鑒印象主義的批評原則，側重分析作品的藝術魅力，而非僅僅關注社會背景，或進行簡單價值判斷。所以，與茅盾等人的社會歷史學批評模式不同，沈從文更注重作家個性、藝術風格和審美價值。這種批評方式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嶄新范例。其中《論郭沫若》一文尤為引人注目，作者既肯定郭沫若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，同時尖銳指出其小說創作的不足，認為其文章更適合用作檄文或宣言，而非文學創作。這種批評不僅展現出作者的勇氣，也體現了他對文學本質的深刻理解。

沈從文先生的文學批評思想在當時并未得到廣泛認可，甚至因與主流觀念相悖而被冷落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其應有價值。他在《沫沫集》提出了“東方性”（文學創作應繼承東方文化的精髓）的概念，注重“藝術空氣”（將“藝術空氣”視為精神性環境，并通過這種環境理解和創作具有民族特色作品）的營造。這一觀點與盛行的西方文學觀念形成鮮明對比，體現了對本土文化的堅守和自信。

沈從文先生對東方文化的親近，不僅體現在文學批評，也貫穿于文學創作。他的鄉土文學代表作品被譯成40多種語言文字，并被多個國家選入大學課本。《邊城》入選“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”。沈從文兩度被提名為“諾貝爾文學獎”候選人，與魯迅齊名于國際文學界。魯迅曾稱贊他是“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好的作家之一”；胡適認為其乃“中國小說家里最有希望的天才”；徐志摩表示“值得再讀三讀乃至四讀五讀”；梁實秋評價“特立獨行，不肯隨波逐流”；季羨林覺得“風格獨特，一讀便知”；金庸感慨“中國新文學作家中，我喜歡沈從文。他的小說文字美、意境美”。

沈從文先生的文學風格不僅影響了蕭紅、蕭軍、嚴文井、汪曾祺等同時代作家，還延續到了路遙、韓少功、莫言等后來名家。他的鄉土文學風格，唱出了大湘西各個民族的心聲，也表達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孤獨與自由。沈從文的創作態度也激勵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和文學愛好者。他在被迫轉業后，歷時十七年寫成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并被作為國禮贈送來賓，展現出在學術領域的卓越成就。

季羨林先生對他的評價既中肯又細微：“一個慣于舞筆弄墨的人，一旦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，我說不清；他有什么苦惱，我也說不清。然而，沈先生并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。文學作品不能寫，還可以干別的事嘛。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，是一個閑不住的人。他轉而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文物來，什么古紙、古代刺繡、古代衣飾等等，他都研究。憑著他那驚人的鉆研能力，過了不久，他就在新開發的領域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。他那本講中國服飾史的書，出版以后，洛陽紙貴，受到國內外的高度贊揚，他成了這方面的權威。他自己也寫章草，又成了一個書法家。”《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》（錢理群、溫儒敏、吳福輝合著）指出：“這一時期另一位重要的自由主義批評家是沈從文。人們多關注小說家沈從文的獨特創造，卻因此忽視了批評家沈從文的貢獻，這是不應該的。沈從文這一時期的批評著作《沫沫集》雖有某些偏見，卻有更多真知灼見。”

沈從文先生的成就與財富，不僅在于出版的眾多著作，更在于敢說真話的人格魅力和執著追求的工作態度。他用實踐證明，真正的文學作品不隨時間消逝，而會跨越時空，成為人類彌足珍貴的永恒瑰寶。